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中，版畫印刷術的革命力量
導語：
新教改革運動（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16世紀）是由羅馬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的腐敗而催生出的宗教和政治動盪時期。16世紀初，隨着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瓦解，新的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也經歷了許多同樣的不平等。在中歐的德語地區，昔日的農奴涌入迅速發展的新興城市成爲了行業工人，而貧窮的農民則要面臨着徵稅和勞役，以增加統治階級的收入。隨着教皇利奧十世（Pope Leo X，1475-1521，洛倫佐·美第奇二兒子，早年是佛羅倫薩共和國統治者，其任內爆發了宗教改革）和貴族們加強了對德國下層階級的財政控制，在當時第一批大衆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起義對舊勢力予以了沉重打擊。
德國農民戰爭（German Peasants’War，1524-25）席捲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整個德意志、阿爾薩斯和奧地利的撒克遜州。而在此前的幾十年裡這裡就曾發生過零星的小規模起義，到了1520年代，底層人民圍繞世俗小冊子的宣傳，組織了一場更加分散和廣泛的運動。手持農具的叛亂分子衝進城堡，燒燬教堂，不僅威脅着神職人員，還威脅着擁有土地的王公貴族。這樣的叛亂世所罕見，統治階級的應急反應是用暴力鎮壓，在光天化日之下處決了數以千計的暴亂者。
印刷術的發明終於打破了教會對教育和文化的壟斷，讓工匠們可以印刷廉價的小冊子和圖文相結合的大報（broadsheets）。這些宣傳物被公開傳閱，以及隨之而來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辯論，取代了以往對聖經的背誦。作爲現代報紙的前身，大報是縱向排版印刷的，這便於傳播或裝飾。正如基思·莫克西（Keith Moxey，1943，美國藝術史學家）在他《農民、勇士和妻子》（Peasants，Warriors，and Wives，2004）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它們的實用性僅“取決於紙張的脆弱性、陽光對墨水的影響，以及它們對主題意義失去興趣的速度。”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神學家）充分利用了印刷術的優勢，尤其是他1957年張貼在德國維滕貝格諸聖堂（Schlosskirche）大門上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正式名稱爲《關於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的見解》，該辯論提綱引起很大轟動和爭辯，不但引發了德意志宗教改革運動，後續其他神學家的響應更直接促成了新教的誕生），表達了對聖座出售贖罪券的強烈反對，並提出了必須公開討論教會腐敗問題。隨着王室與教皇結盟，路德呼籲受壓迫的階級進行世俗改革。在藝術作品中，像北方文藝復興藝術家漢斯·荷爾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和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1472-1553）等早期路德宗（Lutherans，又稱信義宗）信徒將他奉爲反對教會濫用權力的偉大救世主。早期的版畫出版物同樣描繪了路德與基督教廷對峙的情景，如漢斯·塞巴德·貝哈姆（Hans Sebald Beham，1500-50，德國版畫家）的《路德與神學家之爭》（Dispute Between Luther and a Theologian，約16世紀），畫中路德帶領一羣工匠和農民與神學家爭辯，代表了工人階級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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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哈姆和他的兄弟巴特爾·貝哈姆（Barthel Beham，1502-40，德國版畫家）深受雕刻大師阿爾佈雷特·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國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油畫家、版畫家、藝術理論家，也被認爲是北方文藝復興中最好的藝術家）的影響，丟勒描繪了慶祝場景中的農民。丟勒的版畫作品排斥將貧窮與罪惡聯繫在一起的階級主義刻板印象，體現了一種“審美顛覆”（aesthetic subversion），但他也保留了農民飽經風霜或呆板的面部特徵。而貝哈姆兄弟則更進了一步，他們在紐倫堡的大報上製作了反教會的木刻版畫，包括《教皇下地獄》（The Pope’s Descent into Hell）和《修道的寓言》（Allegory of Monasticism），後者這幅畫展示了一個修道士背棄了貧窮的化身，轉而追求虛榮和奢侈。
人文主義作品的傳播幾乎與“鞋會運動”（德語：Bundschuh，又稱“Union Shoe”，1493-1517年在德國中部和西南部發生的一系列鬆散的局部農民起義，它們是德國農民戰爭的前奏，農民們在他們的旗幟上展示了農民靴）的自發起義同時發生，“Bundschuh”指的就是中世紀以來農村人所穿的農民靴。大量的《鞋會運動》小冊子抨擊了上層階級的特權，支持平民階級。農民、工匠和城市居民代表着常識、宗教奉獻和自豪的工作，這些帶有諷刺性的激進作品與路德等正統批評家們形成了鮮明對比。“鞋會運動”的標誌被繪製並繡在叛軍攜帶的旗幟上，通常帶有“主啊，請站在你神聖的正義一邊”（Lord，stand by Thy divine justice）的口號，與此同時，該標誌也出現在譴責他們的統治者的宣傳小冊子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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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會運動”的文學作品獲得了工匠藝人們的廣泛支持，丟勒甚至創作了一幅黑森林起義領袖喬斯·弗裡茨（Joss Fritz，1470-1525）的木刻版畫。1521年出版的匿名小冊子《鋤頭的漢斯》（Karthans/Hans of the Hoe）介紹了一個典型的例子，一個名叫漢斯的平民手持一把雙頭鋤頭。後來的出版物顯示，他拿着一個連枷，旁邊的標語都會寫着“自由漢斯”（Free Hans）。在漢斯·魏迪茨（Hans Weiditz，1495-1537，德國文藝復興藝術家）和漢斯·勒哈德·斯查菲林（Hans Leonhard Schäufelein，1480-1540，德國版畫家、設計師）的木刻版畫中，農民們在與裝甲騎士的戰鬥場景中避開了他們憔悴的外表。到了1525年，當起義席捲德意志西南的士瓦本（Swabia）和弗蘭科尼亞（Franconia）時，流行的描繪形象已經模糊了農民和貴族之間的區別。
這種美學上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革命傳教士托馬斯·閔採爾（Thomas Müntzer，1489-1525，宗教改革時期的激進派領袖，是發動德意志農民戰爭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重浸派（Anabaptist）教徒，拒絕接受《聖經》和七項聖禮。他的小冊子宣揚在人間創造物質天堂和工會組織。閔採爾的思想被認爲是《農民12條例》（12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的靈感來源，這是一本廣泛分發的小冊子，列出了梅明根（Memmingen）工人議會的要求。這些條款在兩個月內被印刷了2.5萬次，它們呼籲立刻結束農奴制，以及自由選舉牧師並恢復公共土地的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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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12條例》小冊子仍被認爲是羅馬城被蠻族淪陷後歐洲人權的第一份草案。它的流行危及了當時佔統治階層地位的社會秩序，也導致馬丁·路德（路德通常被認爲是農民起義的基礎，但他仍然忠於教會，反對反叛分子的暴力行爲，並擔心自己可能會被視爲應對農民戰爭負責）公開譴責了這次叛亂。在路德的另一本小冊子《反對謀殺，盜竊的農民大軍》（Against the Murderous， Thieving Hordes of Peasants）中，他哀嘆自己的責任，並敦促諸侯們“讓每一個有能力的人，無論是秘密地還是公開地，都可以進行打擊、殺戮和刺傷，記住，沒有什麼比造反者更惡毒、更傷人或更邪惡了。就像一個人必須殺死一條瘋狗一樣。”貴族們關閉了閔採爾的印刷廠，並將他斬首，同時也將其他領導人燒死在火刑柱上，懲罰與之相關的工匠，揭示工人階級在掌握新技術後是如何破壞最高權力階層和社會秩序的。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德國農民戰爭是歐洲規模最大的起義。弗雷德裡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1820-95，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在《德國農民戰爭》（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1850）一書中指出，這場戰爭作爲一場宗教衝突的遺產，掩蓋了其作爲階級鬥爭的起源和本質。恩格斯寫道：“通過上帝的國度，閔採爾所理解的無非是一個沒有階級差異、沒有私有財產剝削、沒有與社會成員對立疊加的國家權力的社會狀態。”鎮壓起義之後，丟勒曾提議爲統治階層的勝利建造一座紀念碑，也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設計的畫面是：一位手無寸鐵、光着腳的農民沉思着坐在一根高大的柱子頂端，一柄利劍插在了他的背上。
工人和農民階級的英雄形象最終在大衆的流行文化中煙消雲散了；然而，這種“審美顛覆”在激進的版畫傳統中倖存了下來 —— 從20世紀的工人運動延展到當今的社交網絡。隨着全世界的主流媒體都在繼續爲精英服務，那段短暫而動盪時期的版畫小冊子，傳達着底層人民不屈的反抗聲音，也許這種激進的大衆傳媒方式才具備了最彌足珍貴的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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